鸡蛋灌饼小铺
彭勇镜头下的儿子
“送儿子去北大，店铺歇业，喜糖自取。”这句挂在鸡蛋灌饼小店门帘上的横幅，曾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国庆期间，河南罗山小店店主彭勇第二次去北大，这次是受邀参加北大的美食文化节，他把鸡蛋灌饼这门手艺带到了北大农园的食堂里。
儿子彭翔宇已经入学一个多月，彭勇和他见面的时间总是匆匆忙忙，一起吃了几顿午饭后，又回到小店里一个人忙碌起来。妻子赵俊之前还能搭把手，现在要照顾半岁的小孙子，也一时腾不出空来。
这几个月，总有源源不断的客人赶到罗山来买饼。他们大多都是孩子的父母，想来彭勇的小店“沾沾喜气”。聊起儿子，彭勇总是很自豪，他的微信昵称是“儿子考北大老子烤灌饼”。而赵俊则比较低调，她说比儿子厉害的孩子太多，但提起孩子从小到大的成绩，她也露出阵阵笑意。
从一辆三轮车到如今的小店，走入北大校园的彭翔宇，被彭勇和赵俊夫妻俩，用一张一张饼托举着向前，迈向更广阔的天地。
灌饼摊位最受欢迎 队伍排得看不见尾
国庆期间，彭勇的鸡蛋灌饼摊位是北大农园食堂最受欢迎的一个。“那里永远排着长队，食堂窗口还没开，队伍就看不见尾巴了。”今年的北大新生余树告诉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自己本来也想尝尝彭叔叔的手艺，奈何队伍太长，肚子太饿，只能作罢。
赵俊原本想和彭勇一起去的，两人很多年前曾骑三轮车在北京卖过鸡蛋灌饼，但后来她就再没机会去北京。今年，彭翔宇的哥哥有了孩子，赵俊要照顾半岁的小孙子，又一次错过了看看儿子校园的机会。
很多网友看到彭勇被请到北大做鸡蛋灌饼，纷纷送上祝福：“实诚、努力、朴素的劳动者，为这位父亲骄傲。”有网友说这是双赢——儿子考上了北大，爸爸的鸡蛋灌饼也跟着出了名。能从河南考上北大不容易，父以子为荣，彭爸爸一家朴实的生活，也鼓舞了很多网友。“自豪的父亲，争气的儿子，很棒的组合”，网友们评论道。
尽管彭勇进了校园，但和儿子独处的时间也不多。彭翔宇话少，但每天都会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手机是他上大学才买的。父子俩聊未来，谈到以后读研，彭勇说没问题，读书读多久家里都会支持。不过他并不想让儿子出国读书，他希望儿子从北大毕业出来，能够马上做一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上一次送儿子去北大报到，彭勇想着能多陪儿子两天，逛一逛校园，才在自家的摊位门口打印了横幅——通知关店是次要目的，重点是“炫耀”一下儿子考上了北大。彭勇让赵俊在隔壁的茶叶店准备了一堆喜糖，如果看到门口的盘子空了，就麻烦茶叶店老板再给补上。
到了北大彭勇才发现，因为疫情，家长不能进校园。他嘱咐了两句，便看着那个背着行囊的背影和自己渐行渐远。赵俊打电话让彭勇多住几天，他看了看附近宾馆的价格，又想到儿子也无法从学校里出来，他心疼钱，当天就赶回了家。
横幅挂了两天，因重新开业摘下来了。彭勇系起围裙，重新回到灌饼摊上，一干就到了晚十点。
为了孩子的教育 他们结束漂泊回老家
做鸡蛋灌饼，是彭勇和赵俊夫妻的谋生手段。在彭翔宇出生前，他们推着三轮车，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叫卖。后来经过老乡介绍，夫妻俩又去了天津。
他们把三轮车固定在了天津理工大学门口，从早餐到夜宵，两人就守在这个小三轮车后，赵俊负责摊饼，彭勇负责往里面灌鸡蛋——那是2000年初，鸡蛋灌饼的价格只有2元钱，收摊后，夫妻俩就挤在学校附近一个4平方米的出租屋里。
后来，彭勇不放心留在老家的大儿子，便把大儿子接到了这个狭小的出租屋里。那时大儿子刚上三年级，转学加上夫妻俩忙疏于照顾，原本成绩不错的大儿子成绩慢慢落下。赵俊觉得对不起他，可是为了生计，两个人又不得不委屈着儿子，继续待在天津。
2004年，夫妻俩带着在天津这三年赚来的3万块钱，加上之前的存款和借来的1万多元在老家罗山买了房。房子不大，墙皮有些破旧。
2005年，赵俊怀上了彭翔宇，两人便计划着回罗山。那时他们已经意识到，在外面赚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孩子的教育，他们决定结束这种漂泊的生活，让彭翔宇安安心心地上学。
赵俊说，彭翔宇从小听话，作业几乎在学校里就做完了。他回家想玩，赵俊不让，给他买了一堆练习题逼着他做完。彭翔宇起初有点抗拒，奈何“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就乖乖接受了。除了给孩子买习题集，赵俊几乎不怎么管孩子的学习，但彭翔宇的成绩，始终都在班级前列。
那时的彭勇一直在老乡的家具厂打工，照顾两个孩子的事情，都交给了赵俊。直到彭翔宇读初三时，彭勇才在赵俊的劝说下回到了罗山。
打工这么多年，彭勇累坏了腰。为了省钱，他不怎么照顾自己，积累了一身的病。恰好家附近有门店出租，他们便重新做起了老营生。
有了小店，彭翔宇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店里帮忙干活。扫地、洗灶台、摆食材，他眼里总有活儿。休息的时候，他会玩一会儿赵俊的手机放松一下。赵俊看儿子的同学们都上了补习班，也想给他报一个，彭翔宇只是摇了摇头说：“不用，浪费钱。”
暑假打工赚了1500元 他给妈妈1000元
上了高中，彭翔宇开始住校。因为中考分数高，罗山高中免去了他的学费。但他每个月只有一天的月假可以回家，其余的时间都在学校里。
没有疫情的时候，赵俊和彭勇每个星期都去学校探望儿子，带上水果和零食。彭翔宇说自己不爱吃，不让父母再带东西。他在宿舍里聊起自己的理想大学，坚定地告诉父母：“我要考北大。”
后来因为疫情，学校再不让家长进校园，彭翔宇也没有手机，他和父母的联系便更少了。一天的放假时间，他连买东西的时间都不够，就又匆匆回了学校。
高考前夕，赵俊在网上给彭翔宇买了一双红袜子，她听说这样就会有好运。彭翔宇的哥哥嫂子也从武汉坐飞机回来，赵俊抱着小孙子，全家一起给彭翔宇送考。每结束一门考试出来，赵俊便会紧张地询问发挥如何，彭翔宇很淡定：“就那样。”
高考的最后一天，赵俊拿着一束向日葵迎接走出校门的彭翔宇。她还是有些忐忑，她不知道“就那样”到底代表儿子怎样的发挥水平。
出成绩的那一天，彭翔宇一早和清华的学长，还有几个同学开了一间宾馆，在宾馆里查成绩。后来，彭翔宇的电话来了——“河南省第98名，大概率能去北大。”赵俊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弟弟上了北大，哥嫂跟着开心，赵俊也高兴，给彭翔宇买了手机，可彭翔宇在家里没待上几天，便到同学妈妈那里，找了一份酒类销售的活儿，干了一个多月。
因疫情反复，彭翔宇的“业绩”没有成绩高，最后赚了1500元钱。领到工资的那天，他把一叠百元大钞在手里掂了掂，数了10张，递给了妈妈。妈妈又添了1000块钱，全部还给了彭翔宇。
“这是给你大学的生活费，不够就跟家里说。”赵俊笑着对儿子说，身后破旧的墙皮上，贴着彭翔宇曾拿过的几十张奖状，整整两面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