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 个 热 词
“老人陪诊”
作为近两年来的新兴职业，陪诊师持续引发热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22年3月报道，2021年有2.6万人在淘宝搜索“陪诊”。另据美团数据显示，2022年一季度，“老人陪诊”等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424%，订单量同比增长95%。去年一年陪诊服务的线上搜索热度同比猛增1152%。
“社群健康助理员”
尽管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向社会公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当中，“陪诊师”这一职业尚未被收录在内。但在2020年6月，人社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9个新职业信息，其中对“社群健康助理员”的工作内容描述为：为社群成员提供健康探访、体检、就诊、转诊等代理或陪护服务；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缴费、取药、办理住院手续等协助服务。而这些工作职能，正是一位陪诊师的日常。
2022年12月底，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经国务院批准，自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采取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对其实施“乙类乙管”。1月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表示，总的来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疗救治平稳有序，日常的诊疗服务在逐步恢复。各省已经度过了三个高峰，就是发热门诊高峰、急诊高峰和重症患者高峰都已经度过。
而在新冠感染高峰期，一些独居或留守老人在感染新冠病毒后，面临就医难题。在这一时期，陪诊师们驻扎医院，陪伴或者远程帮助感染老人就诊，见证着老年群体就医时面临的种种困难，也努力为老年人纾困。
一个误区
陪诊师被认为是医院“黄牛”
春节前的一个上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楼候诊大厅内人流涌动。曾曾背着双肩包，拿着患者的既往病历，N95口罩上方一双有神的眼睛时不时往电子屏上瞥，等待第一诊室24诊号的名字亮起——这是她今天的工作，为一位四川巴中的老人做远程代理问诊。
她告诉记者，当地的医院已经很难再为罹患肿瘤的老人提供后续的诊疗方案了，但老人的儿子不愿放弃。老人身体虚弱，吃不消从巴中到成都的车程；加之母亲感染新冠后引起肺炎，身边离不开人。儿子便在网上找到了陪诊师曾曾，希望她能先带着老人的病历去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代问诊。
在等待叫号的间隙，曾曾会在微信上与老人的儿子保持紧密联系，向他告知问诊进程，也听着他对一些病情细节的反复强调。不多一会儿，轮到了曾曾的诊号，她快步走入诊室。大约十分钟左右，又急匆匆地走出，但原本紧绷的神情终于松快了下来：“有希望，医生说可以治！”
放好病历，曾曾立即掏出手机，拨通患者儿子的电话，将医生的话逐一转述给他听，并将重要部分反复叮嘱。听到有诊疗方案的儿子非常开心，说着就要带老人去检查。曾曾赶忙提醒他，基础的检查可以在当地做完，必要的时候，再带老人到成都。
交待好所有的细节，曾曾下楼将老人的病历等材料寄走，这一单正式结束。这是曾曾正式成为一名全职陪诊师的第四个月，她在工作当中见证了许多家庭的苦与乐，也尽自己的力量服务患者，一同寻求病愈的生机。
在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今天，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的就医问题受到关注。2018年，支付宝曾发布过一份“空巢老人就医现状调研”，有近2万网友参与了这项网络调研。调研结果显示：老人生病时，有7成是自己去医院；2成不去医院，在家“硬扛”；仅有1成会在子女的陪伴下前去看病。
当老人有就医需求而无人陪伴时，陪诊师的出现，为解决独居老人的就医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他们的工作感到不解。“一些网友骂我们就是变相的黄牛。”陪诊师晓隐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不过，在晓隐看来，陪诊师的工作性质实际上是和黄牛背道而驰的，“黄牛想尽办法从患者身上获益，但是我们却是希望能帮助患者省时省力，尽可能提供最需要的服务。”晓隐说。
以陪诊为例，在大众的认知中，更多可能停留在“陪”，即帮助就诊者缓解孤独，降低独自就医的风险。但实际上，一位富有经验的陪诊师，能够为患者提供就诊科室的建议、帮患者预约检查、排队签到、代理取药取报告等等，加之陪诊师对医院的布局相当熟悉，能够帮助患者提升问诊效率。
一场逆行
新冠高峰期陪老人就诊
2022年12月底，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经国务院批准，自2023年1月8日起，解除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采取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对其实施“乙类乙管”。此后，多地迎来感染高峰。在此情况下，各大医院的急诊科承受着较重的负担。
某一线城市陪诊团队创始人阿杰告诉记者，由于当时医院接诊了许多新冠感染者，一些就诊者有所顾忌，担心去医院会增加感染风险，于是就会预约代问诊、代取药等服务，请陪诊师们为自己跑一趟，以减少院内感染的风险。在此情形下，阿杰明显感觉到，这段时间预约陪诊服务的订单少了，预约代问诊、取药服务的订单则有所增多。
此外，此时预约急诊陪诊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因为新冠感染就医。有次晚上8点，阿杰团队接到了周边城市一60岁老人的陪诊需求。老人当时血氧饱和度降到了92，身体状况比较差，希望能去省会城市的一所三甲医院就医。当晚，阿杰陪着老人和家属，在经历科室之间的周转和等待之后，终于被急诊收治。
陪诊师小北也面临过相似的情形。感染高峰期，一位来自三线城市的老人需要到省会医院就诊。但她的女儿远在新疆，而女儿一家都感染了新冠，实在难以回来照顾独居母亲。当时老人的血小板降到了3万/毫升，情况危急。女儿为母亲预约了陪诊服务，当天上午，小北与同事前往高铁站接到老人，陪她吃饭，随后就去了医院。当晚，小北陪着老人在急诊科输上了液。
对于陪诊师们来说，在感染高峰期陪诊，如同一场“逆行”。尤其是接到急诊陪诊的单子，常常需要陪患者等待一段时间，并伴随被感染的风险。这对陪诊师们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小北回忆说，政策放开之后，她是团队中第一个感染的，也成了最早康复的人之一。康复后，她马上回到工作岗位上，“因为很多人需要陪诊服务，我觉得把自己保护好就没什么问题。”
12月底，曾曾新冠康复后也回到岗位上。但是工作没几天，她又开始咳嗽，并且出现了气紧、胸闷的症状。“不会是二次感染或者有了什么后遗症吧？”曾曾紧张起来。
当她在医院约了一个CT检查，在看到结果一切正常时，悬着的心终于落地，“整个人都又精神起来了。”曾曾这样形容当时的自己。
“说实话在高风险的环境当中，顾虑肯定是会有的。但想一想医护人员，他们也会发烧、他们也会生病，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在患者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努力去帮助患者解决问题。”阿杰告诉记者。
一个困局
智能手机还没搞懂
就要面对数字化医院
在成为一名陪诊师之前，因为家人生病，阿杰就时常往医院跑。
当时，他作为一名患者家属，常常在医院碰到向自己求助的中老年人。这些老人常常会问：怎么使用医院的自助设备、怎么预约检查、具体的科室怎么走。这样的经历触动着阿杰，让他切实地感受到了门诊就医这一过程对老年群体而言有一定困难。
“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些连智能手机都还没有弄得太明白，就要面对全面数字化的医院了。”阿杰感叹，“尤其是大型的三甲医院，大大小小的门诊科室划分得非常细致，真的挺复杂的。”
而在从业几年之后，阿杰还发现，一些老人在独自就医时，只会告诉医生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而忽略对基础病史的讲述，这可能影响医生的诊断。所以作为陪诊师，他需要在陪诊前多和老人沟通、询问，对老人的病史详细掌握，从而帮助老人同医生沟通。
除却对于网上预约、自助机器等流程上的陌生，子女不在身边、空巢独居等状况，也为老年人群的就医带来诸多难题。小北曾经在医院遇到过一位独自就医、向自己求助的老人，老人腿脚不方便，拄着一个拐杖，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老人问小北怎么去照X光，小北赶忙为老人带路。在带着老人去做检查的路上，小北问老人：“您的孩子没有来陪您吗？”老人说，女儿太忙了，实在脱不开身，只能自己来医院了。
“我听完之后心里面特别不是滋味，阿姨走路真的有些费劲，我都不知道她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小北说。
在陪诊师晓隐的观察当中，老人不愿麻烦子女，害怕成为子女的负担，也是老年群体就医时需要克服的一种无形障碍。
晓隐在接到一些子女为老人订购的陪诊需求时，有人会要求，不要告诉父母他们陪诊师的身份，而是尽可能地装作是他们的同事、朋友，在子女没有时间的情况下，来陪老人看病。
她非常理解子女这样做的原因，“在老人眼里你请陪诊师肯定得花钱，对吧？老人心疼孩子的钱，他可能就直接会跟儿女讲，‘不看病了，我不难受。’宁愿拖着病体，也不愿意去多花几百块钱。”
曾经从事过营销行业的晓隐，对患者的心理状态往往会有很敏锐的体察，也善于通过巧妙的沟通交流帮助就诊老人缓解紧张情绪，让就诊的过程更加舒适。晓隐说：“其实老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是儿女的一种负担。如果自己身体再出现状况，他的价值感就更不强了。这种情况下你还要让他花儿女的钱，他心里是不好受的。”
晓隐陪诊过一位在儿媳的陪同下，来成都看病的老人。老人的右耳听力丧失，医生建议配一只耳蜗。但耳蜗的最低价格是8900元。老人听到价格后十分犹豫，把晓隐拉到一旁，悄悄问她这个情况该不该配，她怕自己花多了钱，让儿媳不高兴，“我用一只耳朵也能听到的。”老人说。
晓隐告诉记者，做陪诊行业以来，她能感受到为老人购买陪诊服务的年轻人承受的生活压力，他们有牵挂老人的心却无力亲自陪伴。除此之外，还有相当多的老年人在医院独自就医，独自等候。看到此情此景，晓隐希望“有时间的话，还是要对身边的老人多一点关心、多一点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