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赴湖北省武汉市，对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作出全面部署，并强调“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一年来，武汉市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紧紧围绕“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这一重大课题，以党建引领为抓手，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认真书写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武汉答卷。
全周期管理——
明确社区职责，重塑治理格局
“全周期管理”是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新理念、新主张，强调对风险的事前防范，突出源头治理和早期控制。
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是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第一道关口。对于拥有1430个社区的超大城市，武汉市以“全周期管理”理念为引领，有效激发社区活力，重塑基层治理格局，在构建主体更多元、层级更明确、机制更联动、边界更清晰的基层治理体系过程中，多措并举，同向发力。
在市级层面，2020年，武汉市把创新基层治理作为“壮腰工程”来抓。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1号议案聚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全市30个部门、15个区凝心聚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共武汉市委十三届九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完善党委推进基层治理的领导体制机制，形成城市治理的强大合力。出台《关于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见》“1+5”文件，涉及街道管理、社区工作者队伍、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志愿服务等方面，精心构筑武汉社区治理的“四梁八柱”。
在街道层面，武汉市把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作为社区治理的先手棋，作为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一方面，全市增加街道行政编制706名、事业编制4665名，平均每个街道增加了31名工作人员。另一方面，探索建立以街道综合执法中心为主体、重点部门派驻执法、相关部门报到执法的街道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后，与“民有所呼、我必有应”服务型政府建设相适应的街道职能体系逐步形成，街道管理日趋高效。
在社区层面，市民政局等部门着力推行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进一步明确社区职责定位。“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理清了街道、部门、社区的职责边界，真正给社区减了负，现在我们有更多的精力服务社区居民了。”硚口区宝丰街硚北社区负责人褚芹芹表示，社区减负后，工作事项由以前的165项减少到了56项，又通过社区挂牌清理整顿，现在凡无法律法规依据，或无区级以上党委、政府要求，或属社区内设机构（组织）的，一律不得悬挂机构标识，社区的职责定位更明确了。
全要素下沉——
增强工作力量，夯实治理根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一年来，武汉市围绕社区工作者队伍提升、志愿服务参与、党员队伍下沉等方面下功夫、做文章，着力创新基层社区治理。
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中，武汉市2.1万名社区工作者发扬战斗精神，稳民心、解急难、抓防控，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为基层社会治理鼓干劲、添动力，武汉市于2020年4月出台《武汉市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在社区队伍中设置正职、副职、委员、干事4岗18级等级序列，完善社区工作者职业晋升机制，并将网格员纳入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工作者人均报酬增长了79.4%。
同时，为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建设，武汉市社区党组织书记实行事业单位岗位管理试点、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定向招聘社区工作者等系列举措。2020年，武汉全市在社区工作者中定向招聘了48名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工作人员，228名任职6年以上的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通过了事业单位管理考核。
在志愿服务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青山区青和居社区“天天敲门组”、汉阳区七里一村社区“汉钢自治志愿服务队”等一大批社区志愿服务品牌，通过公益项目策划、实施、成果推送等系列举措，有效引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进一步激发了社区治理的活力。
为进一步充实社区工作力量，武汉全市4.45万多名党员干部职工下沉到3000余个社区网格，由下沉单位提供资源清单，社区提出需求清单，双方对接形成共建项目清单，并将三张清单作为工作切入点，形成常态化长效机制。对此，江岸区打铜社区居民陈桂香深有感触：“党员干部下沉，展现了党员引领示范效应和领头雁作用，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党组织就在身边、党员就在跟前。”
全方位融合——
聚焦居民关切，提升治理效能
社区治理好不好，居民最有发言权。武汉市从群众最急最盼的事情着手，以党建“绣花针”穿起基层治理服务千条线，创新构建服务群众机制，在精准施策、精细服务中有效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用心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小区业委会常常存在选人难、履职难、监管难等问题。对此，武汉市探索打造“红色业委会”，强化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对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的政治引领和工作指导，进一步提升小区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了居民建设美丽家园、享受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小区违建如何解决？绿化改造如何规划？2020年8月5日晚，“小区协作治理月月谈”活动在江汉区西桥社区拉开序幕。社区党委书记董守芝介绍，“月月谈”每月聚焦一个小区开展一次活动，每次选取两三个居民关心的问题，以集体讨论的形式，广泛征集解决办法，形成议事决议后，由社区党委和全体居民监督执行。
自治回应着人民的期待，也激活了社区的内生动力。据武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像“月月谈”这样的民主协商自治方式，武汉市还有很多。比如，江汉区打铜社区“邻里互助”工作法，武昌区华锦社区“三微二治”工作法等，都引导着居民群众规范有序开展自治活动。目前，全市所有社区均制定完善了居民公约，社区自治制度建设和实践更具活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持续高涨。
为回应疫情防控需要和居民迫切需求，武汉市创新建立了“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工作者为支撑、以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区志愿者为辅助、以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五社联动”服务机制，在满足居民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居民参与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疫情防控最艰难的时刻，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给我们加油、打气。现在的武汉春暖花开、欣欣向荣，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嘱托，不断增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让社区居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东湖新城社区党委书记陶久娣说。
通过强化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着力加强街道统筹职能、社区减负提能，职责清晰、统分结合、简约高效的社区治理新机制在武汉市逐步形成。
点评
危中育机的社区治理探索
对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高度重视，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前瞻思维和战略眼光。在疫情防控工作实践中，我们愈发清晰地认识到，超大城市既是发展增长极，也是风险集聚点。
以“全周期管理”理念引领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就是要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既让超大城市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大、各种要素密集的特点得以保持和增强，又进一步降低这些特点在危机状态下转化为风险的可能性。面对这道难度系数不低的考题，武汉市交出了可喜的答卷。
对于武汉来说，新冠肺炎疫情是“危”更是“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疫情防控工作不仅充分暴露出武汉基层社会治理的短板弱项，也让这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重新审视了社区在防范化解社会风险中的作用，并通过重塑治理格局，构建起界线清、权责明的基层治理体系，把疫情防控中社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作为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在破除社区积弊、激发社区活力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社区的风险防控水平与应急处突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这个过程中，武汉市一方面努力让广大社区工作者看到更加清晰的职业前景，获得更加广阔的成长空间，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的职业认同感；另一方面将服务居民、造福居民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好，不断增强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归属感，进一步调动了社区居民关注社区事务、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群众基础。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是党中央对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出的新课题，武汉市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希望有更多地方结合自身实际做出有益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