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不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早已引发广泛关注，国家对此高度重视，不断调整生育政策，出台配套措施，以期提高生育率。
2011年，我国出台“双独二孩”生育政策，2013年出台“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实施“全面三孩”生育政策。十年间，我国的生育政策几经调整，但人口出生率仍持续走低，而较高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成为年轻人“不愿生”“不敢生”的重要原因。
“不是不能生，是现实让我不敢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很高。但生育后的女性因为其生理特征难以快速投入与同龄男性同等的时间精力，这对女性职业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当她们发现事业发展是以放弃生育或稳定的伴侣关系为代价的时候，有些女性会选择单身、推迟结婚生育或少生孩子，由此便可能引发不孕不育率上升、不婚率和离婚率提高、生育率继续走低等系列问题。”茅倬彦说。
已育有两个孩子的刘雅迪对于要不要生“三孩”很犹豫，“生老大老二时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即使再喜欢孩子，也不想因为生‘三孩’而丢了工作。”她说，“产假时间短，身体恢复不过来。孩子生病了，请假也不方便。”
育有一个孩子的姜慧茹对于“二孩”“三孩”的态度很坚决：只生一胎。“不是不能生，是现实让我不敢生。房价、看病、教育，生养成本太高了，实在负担不起。”
而刚刚怀上“三孩”的刘晓君则表示，公司在产假方面“很大方”，有200多天，如有特殊情况还可以申请延长，单位鼓励员工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不会在工作、工资等方面给出限制。刘晓君所在的公司规定，从明年1月1日起，男性员工的带薪陪产假上调为60天。
三位受访者“犹豫不决、坚决不要、积极响应”的三种不同态度，也是当下大多数家庭的缩影。养不养得起、就业是否受影响、相关政策是否配套、企业的态度等因素影响着政策的有效执行，如何为生育家庭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及措施何时落地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专家：应建育儿成本分担长效机制确保政策落地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简称《决定》）中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
《决定》发布后，各地开始陆续出台配套措施。有的省份发放育儿补贴，有的省份修订计生条例，延长产假和陪产假，增设10-30天不等的育儿假。
四川攀枝花对二孩、三孩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周岁，成为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上海发布了三孩生育慰问标准，不低于二孩，父母双方均可享受。
江西、四川和贵州均规定，子女3周岁以下的夫妻，每年各有10天育儿假。山西规定，符合规定生育且子女不满三周岁的，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分别给予每年15天的育儿假。
茅倬彦表示，生育假期对于母婴健康、保障女性就业权益而言是较为人性化的政策。此前，我国生育假期包括产假、陪产假和哺乳假，假期时长可以满足女性恢复产后健康和婴儿发育的需要。增设育儿假可以为女性生育提供支持，也能够促进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
从女性产休假、哺乳假，到男性陪产假，再到父母育儿假，可以看到，在我国生育假规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父亲”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
对此，茅倬彦指出，国际研究表明，性别公平在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的发展步调不一致是导致发达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鼓励父母双方分享假期是刺激生育水平提高的有效措施之一。2019年的OECD数据显示，丹麦、德国、比利时等国家父亲休假比例超过30%；西欧产假和育儿假福利增加10%可以减少3.2%的无子女女性。
延长和增加相应产假能解决生育问题吗？茅倬彦认为，一味靠延长生育假期、增设育儿假等来满足养育孩子所需的时间是不可取的。如果国家只是从法律法规层面延长和增加相应假期，对于在此期间的津贴和津贴发放的资金来源没有明确规定，那么此期间的成本仍然是由女性和雇佣女性的用人单位来承担，这或许将继续激化女性生育和就业之间的矛盾，导致政策难落地。
“生育不仅仅是女性、家庭的事情，而是涉及国家发展、民族繁荣的大事。因此，延长和增加相应假期要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和员工三方的成本分担长效机制，政策才能真正落地。”茅倬彦建议，国家要拿出“真金白银”，将延长和增加相应假期纳入生育津贴支付。参照残疾人安置的税收优惠标准，根据女职工孩子数量建立有效的用工成本分担机制，充分调动用人单位提供生育支持政策的积极性，避免这个“温暖”的政策成为“纸上福利”。
茅倬彦还提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为家里有三岁以下孩子的父母实行弹性工作制度。国家应尽快配备较为完善的婴幼儿托育机构服务来衔接生育假期。针对双职工家庭，必须依靠0-3岁托育机构的发展承接更多家庭的照料需求，另外针对有老人提供帮助的家庭，加强对家庭隔代照料的科学育儿能力的支持。
（中国网记者 吴佳潼；文中采访对象刘雅迪、姜慧茹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