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云南怒江的山村幼儿园，孩子们在捏橡皮泥。
位于贵州松桃的山村幼儿园，孩子们在玩耍。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场关乎教育公平和乡村未来的社会试验，试验内容是以一种有效且低成本的方式，到偏远乡村办幼儿园，为3至6岁儿童提供家门口的免费学前教育。
2009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当时的贫困县青海省乐都县（今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开始试点。13年后，这项被称为“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的公益项目，已先后在11个中西部省份的31个县区落地开花，开办了3000余所村级幼儿园，累计受益儿童约20万人。
计划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卢迈，今年75岁。在他看来，这份成绩单还远远不够，“太少了！我们国家有60多万个村子……”
为什么要关心农村孩子能不能上幼儿园
村里有没有幼儿园，有那么重要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卢迈会以数据作答——
13年前，“一村一园”计划在青海乐都启动时，全县仅有不到一半的适龄儿童在上幼儿园，乡镇以下几乎没有任何学前教育服务。北京大学的团队对乐都农村3至6岁儿童进行评估，发现他们的认知发展水平不足城市同龄儿童的60%，语言发展水平相当于城市同龄儿童的40%。
脑科学研究表明，0至6岁是人类大脑发育的高峰期。有研究指出，儿童如果长期处于缺乏关爱、贫困、家庭结构异常等不利环境下，承受着难以排解的“毒性压力”；如果环境一直得不到改善，这种压力会影响儿童的大脑发育和生理、心理健康，进而影响他们的一生。
美国佩里学前教育项目对贫困儿童持续追踪40多年发现，良好的幼儿教育可以有效降低贫困儿童成年后的暴力行为和犯罪率。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研究了早期儿童发展项目的数据，发现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可以为社会带来巨大回报。
赫克曼认为，教育不公平不止是个道德问题，更与一个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密切相关。让所有儿童公平地得到早期教育，能够降低贫富差距，提升劳动力质量，拉动经济发展，越早投入，效果越好。
近年来，我国对学前教育越来越重视，随着相关政策陆续出台，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已从2010年的56.6%，提升至2020年的85.2%，预计2025年将达到90%以上。
“那被落下的15%、10%享受不到学前教育的孩子在哪儿呢？”卢迈说，“在偏远乡村，在欠发达地区。”
当城市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早教问题，许多偏远乡村的家长却对此了解有限，村里也没有幼儿园——公办园在县城、乡镇，只能覆盖部分周边村庄；民办园要靠收费维持，可以想见不会到偏远乡村设点。
“这些孩子也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建设者，现在不关注他们、投资他们，以后是要付出代价的。”卢迈说。
推出“一村一园”计划，正是基于以上认知。参与者们相信，通过公益援建，为偏远乡村儿童提供早期教育服务，有助于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第一个馒头”
“一村一园”计划要做的是，让试点地区每个有10名以上适龄儿童的村子，都拥有一所幼儿园；让人口分散、交通不便的欠发达地区儿童能够就近入园，免费享受学前教育服务。
听上去困难重重——要花多少钱找场地、建房子？钱从哪来？从哪招老师？能保证教育质量吗？
项目组以多年实践回答了这些问题。
首先，不必花钱建新园舍。幼儿园大都借用闲置的村小校舍等村公共场所改造而成。硬件投入小，赋予这些幼儿园一种灵活性。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当所在村庄幼儿数量过少，幼儿园需要撤点时，由于建园之初没有园舍建造，也就几乎没造成资源浪费。原教学点老师和留下的儿童，可以就近调整到其他幼儿园。
其次，在村里运行一所小规模幼儿园，成本不高。据介绍，山村幼儿园每年的运行成本约在3-5万元，其中80%用于老师工资。项目前期资金主要来自基金会募集的企业和社会捐助，运行两三年后，会促成地方政府接手。例如，在青海乐都，当地政府已将“一村一园”计划纳入公立学前教育管理体系，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保障山村幼儿园运行。
此外，项目采用招募“幼教志愿者”的方式，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招聘热爱幼教工作的志愿者，经培训上岗。目前，已有3955名幼教志愿者老师服务于“一村一园”计划，其中九成以上是女性，七成老师具有大学学历。
以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应对教育难题，用较低成本填补农村学前教育村级“短板”，2018年，“一村一园”计划获得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教育创新奖，这是首次有中国项目荣获该奖。
回到人们对教育质量的关心，也是关于这个项目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帮助偏远乡村儿童健康发展，进而促进社会公平，这些在硬件、师资等方面门槛不高的山村幼儿园真的有用吗？
“有没有用看结果。”卢迈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请华东师大、北大等第三方机构对项目效果进行过多次评估，评估结果鼓舞了“一村一园”计划的实施者们——
在项目最早的试点地区青海乐都，学前教育3年毛入园率显著提升，从2008年的47%，提升到如今的99%。
入园儿童的语言、认知和社会性也有明显提高。基金会追踪8531名进入义务教育阶段的项目受益儿童，并与县级公办幼儿园、县级民办幼儿园和乡镇幼儿园的儿童进行对照，发现在小升初统考中，68%的“一村一园”计划受益儿童成绩达到平均分数线以上，与县城公办幼儿园的74%差距不大，优于乡镇幼儿园、民办幼儿园等其他幼儿园的47%，而没上过幼儿园的孩子只有19%成绩在平均分数线以上。
调研还显示，“一村一园”计划受益儿童的高中入学率为81%，没接受学前教育的孩子这一比例只有25%。
“项目花不起太多的钱，这些孩子也没受什么特殊待遇，但上了幼儿园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儿童的事情就是这样，你真的去关心、去投入，马上就能从这些最需要关心和投入的孩子身上看到变化，让你知道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卢迈说。
他说这有点像经济学中的边际效应递减原理，“什么时候边际收益最大？饿的时候吃馒头，吃第一个的时候最香，第二个第三个边际效应递减。对于这些农村孩子，给他们的任何东西都像是第一个馒头。”
把幼儿园“种”进偏远乡村的人
卢迈找出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去年在乐都与8个“一村一园”项目受益孩子的合影。6个女孩、2个男孩从同一村子考上省重点中学乐都一中，这是村里破天荒的事，也为学前教育干预的效果，提供了又一佐证。
指着照片上的一个女孩，卢迈说：“当时我问她，咱们这些孩子跟来自县城的同学比有什么差别吗？她说没什么差别，他们会的，我们也能自己学，我喜欢唱歌！”让她唱一个，她就唱了首英文歌，“你能看到这孩子从小培养出来的自信。”
爱，自信，社会交往能力，卢迈认为，这些都是“一村一园”带给乡村孩子最具共性也最重要的收获。
他反复强调乡村幼儿园老师的功劳，希望“村幼教老师”这一群体受到社会更多关注。他相信，当人们走近这群最基层的幼教老师，了解他们的爱与艰辛，付出与成果，会更清醒认识农村学前教育现状，更重视如何“雪中送炭”。
卢迈找出的另一张照片，拍摄于2010年。46个年轻人站在“青海乐都早教志愿者”的红旗前，他们是“一村一园”计划招募的第一批幼教志愿者。
如今，一些人已离开，一些人仍在坚守。今年42岁的朱英香，就是坚守者之一。
朱英香是乐都本地人，从青海幼师学前教育专业毕业后，做过私立小学的代课教师，也在县里的民办幼儿园工作多年，直到2009年应聘成为“一村一园”计划的幼教志愿者。那一年，她29岁。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又学的这个专业，虽然我小时候没上过幼儿园，但可以让现在的农村孩子享受这种教育。”项目伊始，试点多、孩子多，老师少。首批46个志愿者需要去81个村子“走教”，一天去一个村，一周跑五个村。朱英香每天坐车到十几公里外的中心学校，再从学校骑着区教育局给他们配备的自行车下村。“骑车骑得手都麻了。”
2011年，项目组评估教学成果，结合地方反馈，增加招聘，让老师固定教学，朱英香从此成为峰堆乡联村从0到1的第一所幼儿园里，从0到1的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老师，直到今天。
很多“一村一园”计划的村幼教老师，都是这样，来到从来没有幼儿园的偏远村庄，种下学前教育的种子。
在试点村，孩子们的情况各种各样，老师们也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很多努力看上去很“小”——
他们教不会自己上厕所的孩子自理；
教妈妈好赌、爸爸在外打工，经常独自在家的孩子认识危险物品，不做危险事情；
教不会说普通话的乡村孩子说普通话；往时常吸溜着鼻涕的孩子书包里放入纸巾；
对因种种原因怯懦、自卑、怕生的孩子，逮到机会就夸；
把病情没被家里重视，拉肚子严重到晕倒的孩子送到卫生室，要求家长务必关心；
帮想念在外务工父母的孩子，用视频联系爸妈；
……
这些走入山村的老师，弥补了村里孩子在家庭环境中的部分缺失，也难怪许多孩子会自然而然地叫老师“妈妈”——
在贵州织金，已经上小学的孩子在教师节回幼儿园递给老师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师像妈妈”；
在青海乐都，一堂主题为画妈妈的课，有孩子画了两个妈妈，告诉老师，“一个是你”；
在湖南古丈，有个孩子被问到家庭成员有谁，竟回答说，“妈妈是谁？”她入园后天天跟在老师身后，着急上厕所时，脱口而出，“妈妈快帮帮我！”
……
就是在无数个这样的日夜里，村民逐渐接受了幼儿园，认可了学前教育。
“孩子和家长都改变了。”曾参加“一村一园”计划的青海乐都志愿者老师杨亚玲仍清楚记得，10年前，在她任教的乡村，很多家长都不愿送孩子入园，认为幼儿园就是领着孩子玩，玩3年玩野了，上了学也没法好好学习。
杨亚玲从村妇联那里拿到适龄儿童名单，挨家挨户上门跟家长们谈，向他们介绍新的学前教育观念。有的家长去一两次说不通，她就跟孩子互动，给他们讲故事、读儿歌、画画，跟他们一起做游戏……如今，家长们普遍愿意支持和配合老师的工作。
“乡村振兴的标配里，应该有个幼儿园”
作为一项立足村级学前教育服务的社会实验，“一村一园”计划证实了为欠发达地区儿童提供学前教育的价值，总结出一套可在欠发达地区推广复制的模式。卢迈希望，这些试点经验能为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创立以来的宗旨，做试点、做研究，最终都指向了公共政策。此前，被称为“营养餐”项目的贫困地区寄宿制小学学生营养改善项目，就是他们“社会实验+政策倡导”方针下的成功案例。
2006年，基金会在农村寄宿制学校调研发现，贫困地区的学生普遍营养不良。2007年，基金会启动试点，为2000个贫困地区孩子建食堂、供应免费午餐，为另外500个孩子发放衣物补助，进行对照实验。一年后，有食堂吃的孩子，身体素质、学习成绩等都有显著提高。
2011年，该项目由社会试验上升为国家政策，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至今已惠及3700多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学生。项目实施10年后，评估显示，欠发达地区农村学生身高普遍有较大增长，受益学生的体质健康合格率从2012年的70.3%，提高至2021年的86.7%。
“谁都比不了政策的力量。”卢迈说，政策会影响千千万万人，他希望“一村一园”计划也能得到政策支持，产生更大效果。
但这并不容易。10余年来，尽管已对项目效果做了多轮评估，对山村幼儿园“教育质量”和“正规性”的争论，却始终缠绕着“一村一园”计划。
争论背后，值得留意的问题是：什么是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如何在不伤及教育公平的前提下，追求教育质量？
“哪些指标、标准能够精准地测量学前教育质量？有关部门制定了严格的建设标准和人员资格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对于中国广大欠发达地区是否适用？”在2019年的“一村一园”计划乐都十周年效果评估报告中，研究者们指出，从实践来看，在偏远地区农村要按照标准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一是投入与服务产出不成比例，投入大、服务规模小，直接造成资源浪费；二是有基本素质无资质的当地青年无法从事相关工作……可以参考的做法是，先上岗再考证。除了建设标准、人员资格标准等相关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要以‘效果’为导向，看老百姓的获得感。”
卢迈强调，他很高兴在走访时听村民同他“算账”。“在井冈山，有户人家原来在镇上租房陪孩子上幼儿园，我们在村里建园后，他们就回到村里，说回来省了房租、学费、生活费，在地里还能干干活，一年省了近2万块钱。”
村级学前教育受到农村家庭的普遍支持。卢迈提到，与当年项目启动时的情况不同，如今，欠发达地区家长也普遍有了送孩子读幼儿园的认知。这一人群对孩子“入园难”问题发出的声音不够大，却不容忽视。
近年来，国家和全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强。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经费总投入已达4203亿元。教育部门也明确提出，农村地区要“大村独立建园或设分园，小村联合办园，人口分散地区根据实际情况举办流动幼儿园、季节班等”。
卢迈建议，国家财政学前教育投入分配应优先支持欠发达地区，而且不能只关注县城乡镇，还要向村里倾斜。投入的倾斜不能停留在文件上，要有切实措施。例如，“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联合办园”落实了吗？有10个以上在村儿童的村子都建没建幼儿园？
“应该每年统计有多少村级幼儿园，这才能督促地方政府做好这件事。乡村振兴的标配里，应该有一个幼儿园。”卢迈说。
他也呼吁政府和社会更加关心农村幼教老师群体，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待遇保障。
今夏，首批上过“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的孩子即将迎来高考，卢迈对他们的表现充满期待。
回顾10余年来的历程，他说：“我们的愿望没变，依然是给每个孩子一个更公平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