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从新常态迈向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民生福祉，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政策，积极畅通和规范慈善资源参与民生服务治理的渠道和途径。慈善事业已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以法治为钥，构筑“大慈善”格局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务院于2014年印发《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出台的指导、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文件。2016年慈善法的颁布，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在法律上将传统意义上少数人参与的“小慈善”拓展为人人参与的“大慈善”，把社会领域的慈善事业扩展到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和生态文明事业发展的广泛公益活动，进一步激发了慈善组织的活力，规范了慈善活动的有序运行。
为贯彻落实慈善法，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陆续出台《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等400多个与之配套的法规政策文件，进一步健全了慈善法治体系。民政部先后遴选3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开启了“慈善+互联网”赛道，据统计，已累计带动超过510亿人次的网民参与，募集善款超过350亿元。特别是国务院于2017年颁布实施《志愿服务条例》后，志愿服务也逐渐成为慈善服务的主要途径。目前，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汇集志愿者队伍超过129万支，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39亿小时。随手慈善、指尖慈善渐成潮流。
“如果说2014年国务院慈善意见的印发和2016年慈善法的颁布是助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第一级火箭’，那么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主要方式，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助推我国慈善事业继续发展的‘第二级火箭’。在‘两级火箭’推动下，我国慈善事业前途光明、大有可为。”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司长贾晓九表示。
恰在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有公益慈善界专业人士分析，这阶段经济发展的目标将从“求多”转为“求善”，经济的社会价值逐渐展现，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我国已进入“善经济”时代。
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继续提出“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等要求。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意味着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初具雏形。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使得经济向善、技术向善、社会向善形成合力，助推以人人慈善为内核的慈善事业蓬勃发展。
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超过1万家。2020年慈善捐赠规模达2086亿元，较2012年增长155%。
以法治为钥，让慈善事业做大做强。十年来，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合政社良性互动、双向奔赴的“大慈善”格局显现。
以规范为本，创新慈善运作体系
求好求善已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追求。随着慈善资源骤增，十年来，我国有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注重资产的保值增值，形成了“筹资—增值—资助”的服务链条。“抓好两头”“做强中间”渐成行业共识。其中，慈善信托作为一种将“慈善+金融”融合创新的业务模式，集合了慈善组织项目管理能力的优势、金融信托机构资金保值增值的优势，也正逐渐得以践行。
特别是伴随国家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提出，当下通过慈善信托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式越来越多。今年3月25日，浙江省首支共同富裕慈善信托在宁波市海曙区成立;3月29 日，瑞安市首单慈善信托签约;5月19日，淳安县“大下姜共同富裕基金”启动……
据统计，我国备案慈善信托已达 947单，信托合同规模42.93亿元;通过慈善组织和慈善信托募集的社会捐赠总额年均保持在1500亿元左右。
在我国慈善捐赠规模逐年扩大的同时，资源分配缺乏协调、透明度不高等问题也逐步显现。民政部2018 年9月出台的《“互联网+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行动方案》中明确提出，要探索区块链技术在公益捐赠、善款追踪、透明管理等方面的运用。
如今，区块链技术日益成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应用工具，以解决捐赠者、受益者和监管者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爱心捐赠平台已引入区块链技术，并向公益机构开放;阿里巴巴公益平台上的“公益宝贝”已“上链”，善款去向通过支付宝搜索“链上公益”全程可查，让公众看到善款的使用情况;腾讯公益平台上的所有筹款项目也都“上链”，可通过区块链技术查看慈善资金的流向，实现项目披露可溯源、可回查、不可篡改……
“筹钱筹人筹规则”，以科学、规范、创新的管理为本，十年来，一个现代公益慈善的运作治理体系正在构建。
以善治为锚，慈善重心下沉基层
怎么让慈善资源“用之于民”?十年来，我国慈善组织不仅在扶贫济困、灾害救助、疫情防控中大显身手，而且在学有所教、病有所医等民生保障中全面作为，更是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安排中积极有为。
据观察，慈善组织提供的服务逐步走向基层、走向公众。线上，以“99公益日”为代表的网络众筹公益项目兴起;线下，下沉基层的“捐赠—服务”网络在社区兴起，通过“慈善+社工”精准帮扶，协助政府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湖北省武汉市、陕西省西安市一些街道以社区为阵地，以“慈善组织+社工机构+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的方式提供服务，融合了慈善组织资金、物资等资源优势，社工机构扎根基层和精准的社会服务递送机制优势。
一个融合“五社”元素的“大慈善”格局花开各地。浙江省建成101个慈善基地，实现市、县全覆盖，并率先建立省级互联网公益慈善基地，发挥慈善组织孵化、项目培育、专业支持等作用，依托社工站把慈善的根系延伸到城乡社区;广东省广州市各镇(街道)依托176个“双百工程”社工站、2807个村(居)社工点，设立了176个社区慈善工作站、475个社区慈善基金、970个“慈善空间”，目前已筹集善款4720.35万元。广东省佛山市、四川省成都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等地，也不断培育“五社”主体，尝试用“五社联动”机制引领基层善治风尚。
十年来，慈善事业向基层纵深发展已成趋势。今年3月，在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指导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启动开展“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社区基金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项目，面向北京、上海、湖南、重庆等7个试点省(市)的95个镇(街道)创建社区基金，资助每个社区基金20万元作为种子资金。实践中，各地探索“社区基金管委会+专职社工”运营模式，形成“社区发现需求、社工开发设计项目、社区社会组织实施、社区公益基金支持、社区志愿者参与”的“五社联动”服务机制。
伴随慈善事业人人可为、人人乐为的社会氛围，一个现代慈善体系快速建立的崭新面貌已在眼前，“慈善+互联网”“慈善+金融”“慈善+社工”等汇聚爱心善意的慈善生态圈将不断组圈、出圈、破圈，实现迭代升级，持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