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重庆市委会主委陈贵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教师反映，现在的检查标准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评价标准非常繁琐。因为每件工作都要留痕，导致有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材料。”
教师负担，继学生负担后，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的大问题。
老师负担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教育系统内的形式主义。比如，低效和非必要的培训活动、多余的评估和报告、工作留痕要求的表格、材料；过多的会议和发言；各种打卡、点赞；迎接各种检查，让老师不胜其烦。
老师体制外的去处很少，并且教师技能的适用范围比较小，转换行业不容易。这就决定了老师面对形式主义，没有多少谈判能力。比如有的学校要求教师的教案必须手写，老师做好了电子版本的，不能打印，还必须手抄一份。换到其他行业、公司，这个要求根本执行不下去。
老师负担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其他部门的工作目标。全国政协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原副厅长王春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旅游宣传推介、法治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种活动通常集中连续进校园，都需要教师全程配合参与，既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又挤占教师正常工作时间，无形中使教师负担加重。此外，出于安全管理考虑，除承担教学工作外，教师还要负责巡楼、暑假巡河等大量安全管理工作，也使教师不堪重负。
很多与教学工作毫不相关的社会工作落到教师头上，是因为虽然老师在体系内是一个弱势者，但却是班级这个小社会的绝对权威。
这两个因素，使得教育系统对家长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他部门就会看上这个影响力，想用它达成自己的政策目标。当这些工作通过不同部门间的沟通、协商传递到教育部门后，就会一层层地下达，成为基层老师的工作内容。老师也成了“行政末梢承压者”和“社会事务分担者”。
过多的负担首先会影响到教学工作，其次，那些有谈判能力的资深老师，为了回避这些形式主义、社会任务，很可能跳槽到形式主义少、薪酬高的教育领域的单位，导致教育行业的逆淘汰。减轻老师负担，基层教育部门要确保在自己体系内不搞形式主义、对横向部门的请求予以拒绝，这样才能有效果。
给老师减负的呼吁已经很多，但这个呼吁如果不转变为“给老师增加负担者受惩罚”，则很难见效。只有当一地主官禁止这种部门合作方式，教育部门才能从其他部门的工作任务中解放出来。城市管理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但无论如何，不能随意找教育系统协助。
另外，给老师减负，家长的作用也很重要。家长们需要明白的是，老师的精力就这么多，多做一些社会工作，多搞一些形式主义，花在教学上的精力就会少一分。最后，老师没办法完成的教学工作，就会成了家长的责任。
家长要认识到学生搞社会工作的不合理性。任何一个城市搞文明城市创建，不可能有人跑到街上找市民抽背创建内容。但这却是很多中小学生的日常，他们要背下创建内容，以应对可能有的抽背。很多家长对此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毕竟，一代一代的人都是这么过来的。这种默认，就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其他部门的工作，通过教育部门进行。
只有当家长说，我的孩子没义务配合，老师才能真正减掉不应该承担的社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