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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12个患病弃婴 在这个家庭亲情不一定与血缘联系

      家的12次方

  从这里向北9公里,就到了北京的地界。

  他是村里的医生,信奉“人命关天”。一个新生儿在这种天气里被撂在外面一晚,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大雾中他看不到人,只能一边拼命蹬车,一边不停大声嚷:“让一让,我要救小孩!”

  往后的14年里,又有11个有着不同程度缺陷的弃婴来到他们家,不少是由派出所或者民政机构送来。

  几乎每个来到这个家庭的孩子,都要经历2-3次手术。在外看病期间,有时一家人就在医院旁的公园里过夜。

  “只要敢来,我就马上报警,他们知不知道遗弃孩子是犯罪?”

  在22岁的年纪,困扰这个孩子的事情里,没有“身世”这一项。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是自己的“缺陷”。

  在这个家庭,亲情不一定必然与血缘联系在一起。

  在他们家,“收养”仍然是个禁忌词汇。所有的往事都被封存在缠了四层的塑料袋里,那里有数百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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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敏和李凤月在自家院子里。

  大雾

  这几年,李凤月常常想起那个大雾弥漫的早上。她已经68岁,忙碌了大半生,下地干活儿时腿脚不再灵便,她也比以往更容易陷入回忆。

  记忆中反复出现的那天是在深秋,地里的麦子刚刚出苗,空气中还残留些玉米秸秆焚烧的味道。在河北省固安县宫村镇,这个时节的村庄总是被雾气笼罩,但那天的雾大得出奇,一直到下午1点才散去。

  那时夜已经很长,上初中的女儿早上6点出门时,天色微亮。她起身往窗外瞅,看到一片灰白,马路消失不见,环卫工扫地的声响就在屋前,却看不到人影。夜里两岁的小儿子又闹了几次,女儿出门后,她又躺下睡着。

  不知过了多久,她被一声撞门声惊醒。从炕上坐起后,她看到女儿推着自行车闯到了屋里,神色紧张。

  “忘带课本了?”李凤月问。

  “村中路边有个小孩。”女儿低着头回答,不敢看母亲和弟弟。

  “是个小豁嘴(唇腭裂)。”女儿补充。

  李凤月有些愣神,反复确认女儿看到的是个孩子,或者说是一条人命,而不是上学路上遇到的其他稀奇物件。从女儿口中,她大致得知那是个被人遗弃在路边的新生儿,因为黎明时才被发现,这个婴儿很可能已经在外面冻了一整晚。

  多年以后,李凤月还是很难解释清自己当时的决定。她几乎没有犹豫,只是本能地觉得不能明知道那里有一个正在凋零的生命,却什么都不做。也或许因为自己刚又做了母亲,对新生儿有同理心。

  “赶紧把他抱回来吧。”她看着身边的丈夫申敏,语气急迫,等待他的回应。

  申敏听出了妻子的坚决,他是村里的医生,信奉“人命关天”。一个新生儿在这种天气里被撂在外面一晚,他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他快速披上衣裳,屋里光线昏暗,只找到一只袜子。顾不了那么多,他出门跨上三轮车,就朝着女儿指的方向蹬去。

  大雾中他看不到人,只能一边拼命蹬车,一边不停大声嚷:“让一让,我要救小孩!”清晨的小镇街道寂静如常,行人稀少,只有几家早餐铺子开了门。在平淡的乡村生活里,没人记得那天早上申敏的喊叫声,甚至连看似不寻常的大雾都被忽视了,不足以挤进人们的记忆。

  但那天的每一个细节都刻在了申敏的脑子里。到那个地方后,先一步骑车出发的女儿已经抱起了孩子,他看到婴儿始终闭着眼,因为湿度大,“小被子能拧出水”。他把孩子抱回家,发现肚脐以下全都冻得黑紫,夫妇二人用输液瓶装满温水焐了一上午,直到第二天,孩子才睁开了眼。他们给孩子取名“贝贝”,是“宝贝”的昵称。

  这天是1998年10月31日,后来成了贝贝的生日,尽管他们都知道,这很大可能不是他真正的出生日期。申敏夫妇二人也没能预料到,他们原本只想救孩子的命,但整个家庭的命运也由此转向。

  往后的14年里,又有11个有着不同程度缺陷的弃婴来到他们家,不少是由派出所或者民政机构送来。除了其中3个因为先天性疾病治疗无效夭折,另外两个因特殊或者重大疾病被送到福利院外,剩余7个孩子全部由申敏夫妇抚养长大。

  这些“捡来的”孩子得以活下来,去认识世界,去影响他人,而没有彻底成为一个被人随意丢弃的物品。他们的到来也改变了这个家庭原本的生活,塑造出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家庭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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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月曾经为一家人做饭用的柴灶和铁锅。

  第一个孩子

  老申家捡到一个小子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第二天就有人过来看贝贝。这符合申敏夫妇的预期,如果有好人家愿意收养,对弃婴来说也是种不错的归宿。

  一个女人走进门,说明来意,告诉李凤月自己一直想要个男孩。寒暄过后,她接过贝贝,把小被子揭开,抱起来“左看右看”。这让李凤月有些不悦,虽然检查孩子是理所当然,但贝贝刚刚从冻僵中恢复过来,“如果真疼孩子,怎么会这么不注意”。

  贝贝的唇腭裂显然让女人有些犹豫,检查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后,她突然握着贝贝的双脚,把他倒拎了起来。

  “这样才能看出豁在哪儿。”女人把脸凑向贝贝的小脑袋,然后回头笑着对李凤月说。

  李凤月彻底忍不住了,把孩子抱了回来,她看不惯对方像挑选商品一样挑选孩子。

  “她这么在意孩子的缺陷,领养后会不会有对孩子失去耐心的一天,到时会不会放弃他、虐待他?”在自家院子,李凤月谈起当时的担心。

  往后的十几年里,她在这间院子里见过很多操着不同口音,过来想要领养孩子的父母。河北的、山东的,有人头发都白了,还想着一定要个儿子,还有人告诉李凤月,只要能领走孩子,“给多少钱都行”。

  就像当年第一次拒绝别人把贝贝带走一样,这些人统统被她婉拒。她承认有些人家看起来很真挚,条件也比她家好,但她始终放不下心,无法说服自己点头。“如果是个好小孩,我倒放心些,但自己的孩子有时都嫌烦,更何况他们都不是亲生的,也不是一般的小孩。”

  贝贝最终成了申敏家的老四。在派出所,夫妻二人写下了一份保证书,承诺未来不会虐待孩子后,贝贝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和户口页——他社会身份的标志。

  河南开封袁厉害事发那年,几乎每天都有民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到她家院子,看孩子们有没有被虐待。后来,她和申敏去考察过福利院,随即打消了把孩子送过去的念头,“那里没有家的感觉”。

  有时李凤月也会困惑,自己的很多决定,会不会扼杀掉孩子们的另一种人生可能。但回到现实生活中后,她又很快释怀。

  贝贝除了唇腭裂,还患有巨结肠,智力也不如常人,“是最不让人省心的一个”。一开始,他只能吃流食,申敏夫妇除了要单独给他做饭,还要隔天就给他洗肠。后来,经历了6次手术后,贝贝才能正常生活。

  几乎每个来到这个家庭的孩子,都要经历2-3次手术。以至于从贝贝到家的那年起,一直到2012年最后一个孩子冬冬进门,申敏夫妇每年都要带着孩子到北京、天津等城市手术。

  来申敏诊所求医的村民,时常看到诊所一连几天都关着门。他们都明白,老申又给孩子看病去了。

  最紧张的时候,有三个孩子同时做唇腭裂手术,还有一次两个孩子同一天在不同医院手术。夫妻两人照顾不过来,总会带上女儿帮忙。尽管很多手术都是慈善项目,但抚养十几个孩子仍需要不小的开销,在外看病期间,有时一家人就在医院旁的公园里过夜。

  2002年,申敏家来了4个孩子。涛子是其中之一,他患有腹肌缺如综合征,上午10点从派出所接回家,11点夫妇俩就带着他去了北京儿童医院。

  见到医生后,对方刚开始检查孩子,就突然停下,疑惑两人跟孩子什么关系。医生确认前一天刚见过这个孩子,当时的“孩子父亲”是另外一个人。医生给那个年轻的父亲开了手术单,告诉他只要交1万元的押金,很快就能手术,但这个父亲离开诊室后,就再也没见回来。

  涛子的手术很成功。这个派出所民警口中被先后遗弃4次的婴儿,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19岁的健康小伙,在一家酒店做了服务员领班。

  冬冬是家里来的最后一个孩子,那时李凤月亲生的大儿子已经娶了媳妇,儿媳妇怀着孕就要临产,原本指望婆婆能帮她带孩子,可在娘家待两个星期再回来后,发现家里多了个婴儿。

  60岁那年,李凤月带冬冬去大连看病。回来时,她背着冬冬,在火车站安检口被工作人员拦下。对方拿着她的身份证,质疑她“孩子母亲”的身份。

  一个农村妇人,在外地独自带着一个婴儿,又声称是孩子的母亲,这些都符合“人贩子”的特征。她被扣在车站治安室,查清真相后,火车早已开走。

  经历过种种艰辛,李凤月相信,把贝贝和他后来的弟弟妹妹们留在身边,是个正确的决定。她舍不得让孩子们离开,也不想冒险,“人心难测”。

  每个孩子进家后,李凤月都要把他们原本的小被子、奶壶全都扔掉,她觉得这些物件肮脏。

  这些年来,生活不易,但总算平静。有时这种平静也会让李凤月感到紧张,她也想过,孩子们的生父母可能会来认亲。

  “只要敢来,我就马上报警,他们知不知道遗弃孩子是犯罪?”谈到这个话题,李凤月语调忽然上扬,嘴角抖动,“我还想问问他们,什么样的人能那么狠心,能做出这种事,这一直是我心中的谜。”

  “他们应该不会来吧?”情绪平复后,她又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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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月和孩子们在地里劳作。

  院子

  贝贝到家那年,申敏刚把新房盖好,是那种河北农村常见的四合院。因为收养孩子,原来的装修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2007年时,市里的领导到家里慰问,解决了堂屋的装修,给院子打了水泥地坪。在这个家庭,孩子不用出门就有足够多的玩伴,小院成了他们的乐园。

  如今孩子们已经长大,在外学习、工作,院子显得有些冷清。两年前申敏做了腰椎手术,当时乘坐的轮椅随意停放在地上,沾满了泥土。

  院子不大,很容易就能找到一家人共同生活的痕迹。压井旁,邻居送来的儿童车少了个轱辘,已经闲置多年,成为院子里难得的色彩。外面捐赠的衣物堆满了半条走廊,短袖、长裤和羽绒服缠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孩子们穿不完的“时装仓库”。

  一口大铁锅还架在西屋的灶台上,过去很多年,李凤月都是用它做饭,填饱孩子们的肚子。养活十几口人顾不上精致,餐食通常是大锅粥、烙饼,或者馒头。逢集时,李凤月习惯晚些出门,去菜市场挑“货底”,这是孩子们最实惠的维生素来源。

  西屋一共三间房,北侧那间砌了一铺2米宽的大炕,占了大半空间,最多时挤了10个人。堂屋装修完之前,这间15平方米的屋子一直是申敏夫妇和孩子们最主要的生活空间。

  夫妻二人无法计算,在这间屋子里究竟经历过多少个不眠之夜。除了日常的喂奶粉、换尿布,他们还要给孩子术后护理,两人分上下半夜值守,但仍然经常“喂到一半就睡着”。

  院子后面不远处,就是申敏家的9亩田地。白天除了一群孩子,李凤月还要照料地里的小麦,或者玉米、花生。

  地里每年2.5万元的产出,无法支撑9个未成年孩子的抚养费用。当地政府解决了8个收养孩子的低保,每人每月200-500元不等,成年后停止发放。一家慈善机构,为这个家庭提供连续10年、每年5000元的资助——涛子做手术时,一家电视台为他们募捐了6万元,手术后,申敏找到北京市慈善协会,把剩下的5万元交给了他们。

  20年前,媒体曾集中报道过这个特殊的家庭,那时候申敏是站在最前台的人。他当时55岁,经营着村里仅有的两家诊所之一,不论收入还是地位,都称得上体面。那时他总梳着讲究的分头,穿着一件还算平整的西服。

  孩子们陆续到家后,他没太多精力放在经营上,诊所逐渐没落。如今,镇上多出几家标准化建设的卫生室,年轻的医生精力充沛、动作利落。申敏的诊所仍缩在街道的角落,室内墙上的宣传画已经卷边泛黄,早就没了20年前的辉煌。一天下来,只有三五个人来拿药,收入不到20元。

  他平时就睡在一间诊室的木板床上,屋里堆满了杂物,总是弥漫着剩饭的味道。一连几天,他都穿着同一件已经过时的T恤,或许是因为瘦弱,衣服显得有些松垮。他脖子上挂着一串钥匙,头发花白,牙齿几乎已经掉光。几个月前,他犯了脑梗,现在只能侧着身子小幅踱步。

  这个已经75岁,几乎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还要坚持继续履行一个父亲的职责。

  “他们只要愿意上进,我就给他们创造条件,争取让他们成才。但像贝贝这样,脑子不机灵,我们也没办法,只能给他一条命,让他好好活着。”他站在院子中央,声音含混不清。

  

  贝贝上到小学六年级,因为智力发育迟缓跟不上课,只能辍学。今年他已经23岁,身高接近1.7米。大部分时间,他都沉默着,说话时语调缓慢。

  他一直待在家里,除了父母,陪伴他最多的是一辆小号自行车。那是两年前他闹着李凤月非要买的,尽管骑上去不太协调,但并不妨碍它成为自己的宝贝。只要有空,他就会把车子擦得铮亮。

  平日里他喜欢骑着它在镇上乱逛,到小卖店买些零食,有时也会给父母带回一份,或者去找总爱乱跑的“小宝”——一个父母在2007年收养的、患有癫痫的弟弟。

  很多人都好奇他到底有多“傻”,但在申敏夫妇眼里,贝贝很懂事。有时父母拌嘴,火药味还没上来,贝贝就走过去挡在两人中间,低着头不说话。

  和外人讨论自家孩子的身世时,如果贝贝在场,李凤月总会主动把他支走。

  “他心里有事儿。”李凤月无法确信贝贝是否能听懂,但她不想让那些往事伤害到他。

  在申敏家,孩子们的身世不仅是个禁忌话题,有时也可能是个“谜”。

  大山是申家的老三,比贝贝大两岁,现在在北京读研。上初中前,他都不清楚自己的真实来历。李凤月担心如果他知道自己是亲生儿子后,会欺负弟弟妹妹,从小就告诉他也是领养的。

  生大山时,李凤月已经43岁,申敏50岁。这个本该得到父母万千宠爱的小儿子,一直和弟弟妹妹一起挤西屋的大炕,一起吃大锅饭,一起玩泥巴。因为健康的身体,他甚至无法平等地分享父母的注意力。

  小时候,大山也是医院的常客。他没有什么疾病,只是父母和大姐带着弟弟妹妹手术时,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

  在这个家庭,亲情不一定必然与血缘联系在一起。

  嘎子排行老五,1999年被“捡”回家。他说自己从未感到过被区别对待,也没感到和父母的关系有什么特别之处。在22岁的年纪,困扰他的事情里,没有“身世”这一项。

  真正让他难以释怀的,是自己的“缺陷”。

  他和贝贝,还有后来进家的白胖、可心,都患有先天性唇腭裂,这很大可能是他们当初被遗弃的原因。后来兄妹几个都做了手术,也留下了痕迹。

  上学时,嘎子受不了别人看他的眼神,总觉得有人在笑话自己。他不断转学,希望能隐藏在陌生的环境里。

  现在,他成了家里最在意自己形象的人。9月的一天,即使在家他也要穿上讲究的衣服,白色T恤、灰色棉质运动裤都经过熨烫,脚上的白球鞋擦得像崭新的,鞋带要系得尽量对称。

  李凤月笑话他“臭美”,转过身,她又心疼起儿子,后悔当年没能给他们找更好的医生,做更完美的手术。

  在家庭内部,回避与“身世”有关的一切话题已经成为一种默契。孩子们都确信,“讨论那些没有任何意义”。

  但只要走出家门,他们就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与众不同”。

  中专毕业后,嘎子到北京找了份送快递的工作。最近他交了女朋友,对方是那种“很正常的家庭”。为了挣更多钱,他成为配送站里每天工作时间最长的员工。但这仍无法减少他的不安,他不敢想象女朋友真正见到他家庭的那一天,“一般人应该都接受不了吧”。

  可心是2002年第三个进家的孩子,也是申敏夫妇领养的孩子里,唯一的女孩。

  到了小学高年级,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身份。有几次放学时,申敏在学校门口接她,那时申敏已经60多岁,不知情的同学总会告诉她,“你爷爷来接你了”。

  她没有纠正过这个简单的错误,而是把它压在心底,不愿跟任何人提起。有时,朋友只是寻常地问起她的家庭,也会无意间伤害到她。

  她讨厌“弃婴”这个词,更讨厌这个身份,以及一切因此投向她的目光,包括同情。

  很多时候,她都困在自己的身份里。父母对她越好,她越感到愧疚。

  “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家会过得比现在好。”她声音低沉,露出不该属于这个年龄的愁容。

  事实上,她很难说出“家”的含义,但在外面受了委屈,她会给妈妈打电话,狠狠哭上一顿。去年夏天,工作不久的涛子给她交了中专学费。

  过年时,十几个兄弟姐妹和父母围在一起包饺子,是她最安心的时刻。

  现在,孩子们都大了,分散住在诊所和院子的各个房间里,平日很少在家。大锅饭也停了,即使假期有孩子回来,每个人都各自解决吃饭的问题。

  他们就像风筝,飞得再远也被线扯着,原点就在这间院子。无论有多忙,嘎子都会抽空回家住上两天,父母年纪大了,他放心不下。

  去年,堂屋的墙旧了,白胖买回油漆,一个人把三间屋子重新粉刷了一遍。眼看大专就要毕业,谈到未来,他确定自己不会去离家太远的地方,那会让他心慌。

  相片

  8月的最后10天,李凤月一家几乎是在花生地里度过的。她不再适合干重活儿,但今年雨水多,家里的4亩花生已经成熟,眼看就要生芽。她舍不得雇人,这块地是家里12口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她要榨出每一颗花生的最大价值。

  可心和白胖放暑假在家,加上老二媳妇,家中不缺劳动力。这几日,她每天早上5点出门下地,等到太阳晒得脖子微微发烫,孩子们就带着早饭,拖着一个户外遮阳伞出现在了她身边。

  伞就斜放在地上,一家人围在一起,身边堆满拔出的花生秧。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埋头摘花生,沉默着,时不时拉上几句家常。空旷的田地上,他们躲在伞下,跟随光线不断挪动位置,阴影变短,又拉长。

  在宫村镇,这种老少一同农忙的场面并不多见。从这里向北9公里,就到了北京的地界。不远处固安县城,新城区规整的街道把新建的楼盘分割成块状,某个网红楼盘打出了“半小时双城生活,一站新机场”的广告。

  西宫村就处在“城市圈”的边缘地带上,初秋时节,村子后面的责任田里,庄稼长势旺盛,空气里飘荡着玉米半熟的甜味。但更多时候,种地已经不再是西宫村村民的生存之道。在世界上最庞大都市之一的辐射下,他们很早就过上了半市民的生活。

  李凤月一家除外。她和申敏年纪大了,干不了别的。

  太阳落山后,一家人离开花生地,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他们需要面对或新或旧的日常——小宝需要有人时刻盯着,冬冬还在上小学。今年的花生卖了7000多元,解决了白胖新一学年的学费。可心在石家庄学习音乐,演奏用的二胡要6000多元,还没有着落。

  在他们家,“收养”仍然是个禁忌词汇。所有的往事都被封存在缠了四层的塑料袋里,那里有数百张照片,记录着这个家庭20多年的回忆。

  一张照片里,申敏坐在西屋的炕边,白胖骑在他的脖子上,大山和涛子各分享爸爸的一个肩膀。可心和白胖抢不到好位置,只能被爸爸的胳膊挎着。

  照片里每个人都张大嘴笑着,没有一丝愁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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